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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作家，其中一类作家十分关注现实，对生活中出现的真实事件感兴趣。他们的写作往往有田野调查式的扎实准备，也有面对复杂真相的勇气。这类作家天然让我感佩——他们对生活有敏锐的、充沛的，甚或激愤的感受，这感受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虚弱或平庸。这并不容易。我想旧海棠是这样一个作家，她的新作《布偶》从时事出发，关注“渐冻症”“幼童绑架案”等社会热点，直面了我们时代现实生活的复杂真相。

《布偶》是对报道时事的自媒体文章的改写。叙事者“我”是一位自由撰稿人，因为想写一部“非虚构”作品而结识了艾红红，艾红红告诉“我”，她是2017年社会新闻“幼童绑架案”的女主人公艾倩。她希望借“我”之笔重新讲述她的故事，提供一个不同于已有报道的新文本。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。在小说的第二部分，也是小说的主体部分，作者以艾红红的视角讲述她出生、工作，嫁给“富二代”生育四孩，最终出逃的故事，也重新讲述“幼童绑架案”的始末。第三部分对事件做了一些补充。

《布偶》首先是一次女性视角的写作。在此，“女性视角”不止是强调了性别维度上，对女性主体的关注，也强调小说是“低位者视角”的写作。《布偶》的写作也是对弱者的关注，书写了“渐冻症”这一群体。“渐冻症”学名是“肌萎缩侧索硬化症”，患病者会逐渐感到肌肉无力，目前为止，这个病没有治愈的可能。小说有一个细节写渐冻症患者阿明忽然哭了，艾红红去安慰他，后来才知道“也不是多大的事，就是阿明又有一个手指头开始麻木了”，作者紧接着写，“不可挽回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劝的”——寥寥几笔，渐冻症患者的生存状态便被写出来，带着没有希望的、沉重的悲伤。

除了渐冻症患者，《布偶》也聚焦于以艾红红为代表的女性。艾红红出生在乡村，小时候父母外出打工，她是留守儿童。大专毕业后，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，作为长姐的艾红红就主动去工作，同时，她的弟弟艾大锋考上了大学。可供艾红红选择的工作很少，她做了前台文员，这个工作可替代性很高。后来艾红红意外怀孕，成了家庭主妇，一连生了四个小孩，其间不断被丈夫家暴，与婆婆关系也很差，产生了出轨和出逃的想法。艾红红的生活经历很有代表性，从中我们看到更普遍的中国80后女性的遭遇——受过教育，但经济条件不允许她们完成高等教育；自觉扮演“长姐”角色，出让权利给男性兄弟；婚后生活倍感压抑，渴望出逃。因为视角的更改，小说得以强调艾红红如何被隐形的性别秩序、城乡差距塑造，感到压抑，最终从婚姻生活中出逃。

《布偶》同情地写出了艾红红、阿明、张小艺、方俊明等人的挣扎和痛苦。在小说里，阿明和艾红红不约而同有想轻生的瞬间。作为城市的边缘者，他们是通过“死亡”相互沟通和认出的。“死亡”的介入，让他们的痛苦显得更沉重，也更真实可感——对于当代读者，尤其是中青年读者来说，感到焦虑、抑郁和试图轻生是或隐或现的症结。我不禁想起前段时间的天门山事件，想起纪录片《杀马特我爱你》，想起邬霞的《我的吊带裙》。我发现，包括《布偶》在内的大量文本指向了我们时代的隐秘现实。对于城市的中青年来说，躁动与青春已经逝去，逐渐浮出水面的，是那些依然躁动但无力坚强的心灵。他们夹在变化愈快的现代化进程中，艰难地面对经济、精神压力。

我想说的是，从时事出发的写作，抵达的往往是当下。它将笔触降临到当下场域中，自然写出了今天人的所见所闻和情绪变化。我倾向认为，《布偶》呈现出了当下人的混乱与不知所措。小说中，艾红红总是不断自我暗示，暗示自己需要淡漠处理亲缘关系，暗示自己少思多做，不能轻生；小说人物也总有一个“消失”的结局：同事张小艺远嫁香港后手机停机，艾红红最后也杳无音信。在这个快速变化、极度紧张的时代，人像一粒沙尘一样，总是飘浮，容易被遗忘。这是我们当下生活的特征之一，《布偶》写出了这种特征。

可以发现，由第一部分（报道）、第二部分（艾红红讲述的故事）、第三部分（撰稿人追问）组成的《布偶》，提供了远比“自媒体文章”更复杂的关于“幼童绑架案”的真相。这其实说明，从时事出发的写作不仅能对当下现实进行充分呈现，也是对当下“唯流量论”的自媒体写作的突破。突破的基点在于复杂性。自媒体写作往往寻找“话题”，试图从现实生活中提炼线索，进行总结，以此梳理一条简单明晰的线索。但生活的真相远比想象的复杂，文学要做的是呈现这种复杂，它对现实生活的描摹是力避简单的。在此意义上，《布偶》对时事新闻的改写形成了一个更为广阔辐射的圈，圈中既包揽故事、人物和当下现实，也尽力关涉着混沌的生活真相，以及生活真相的艺术性。我想，这是这类书写现实的文学的魅力所在。